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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a单号网:多源流理论(模型)的本土化研究现状

2020/5/9      来源: 空包网
  5a单号网:多源流提出后,作为一项实用工具,在国外被广泛用于分析公共政策过程。 近十五年来, 国内研究者在对多源流理论进行引介并解读的同时,将之运用于交通管理、社会治安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治理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,在总体上证实了该理论的解释力的同时,也结合中美差异,对理论(模型)进行了本土化修正与补充。 代表性观点和结论如下:(1)三条源流的独立性问题。 毕亮亮(2007)梳理了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,指出三条源流并非彼此独立,其出现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[8]。黄俊辉、徐自强(2012)剖析《校车安全条例(草案)》的政  策议程,强调源流之间的相关性和非独立性[9]。  王刚、唐曼(2019)进一步指出三条源流的出场顺序具有确定的可预测性[10]。  (2)新源流发现。  王程韡(2009)提出了“多层流”演化的新模型[11]。
  
  5a单号网:孙志建(2014)提出了涵盖“议题流”“行动流”和“规则流”三种政策源流的“新多源流模型”,以 此对中国地方政府“模糊性治理”的行为模式进行机制性解释[12]。 魏淑艳、孙峰(2016)结合中国情境及网络社会的发展特征,提出了对中国政策议程更具解释力的“网络多源流模型”,认为这一模型是中国情境下多源流模型的调试与优化,秉持多源流理论的模糊性逻辑,纾解了多源流理论中国化过程的局限,增强了多源流模型的中国适用性和解释力[13]。   杨志军(2018)基于“源流要素+中介变量”检验,将政策理念、政策形象和政策精英三个要素作为解释变量,对多  源流模型进行了优化,指出从中介变量出发增强新多源流模型的解释力,高度重视“关键个人”的作用[14]。 (3)关注模型本土化应用中的特定因素。 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作用、“试点”效应以及领导人重视等因素。 在中国的决策模式下,中国共产党在政策议题确定上居于领导地位(贺东航,2015)[15]。 文宏、崔铁(2014)对中国决策情景下的多源流模型进行优化,将政策源流中的“ 试点” 效应和特殊情况下的临时决策作为多源流模型本土化的重要补充[16]。  张海柱
  
  5a单号网:(2016)梳理义乌市出租车改革历程,指出“试点”效应是促成“政策之窗”开启的关键性因素[17]。唐斌(2017)立足中国基层治理现状,探究企业主体介入基层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和政治逻辑,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改进[18]。 方浩、杨建(2019)在模型应用中也指出,领导人的重视及先行试点效应是打开政治窗口的捷径[19]。 (4)关注政策终结阶段的多源流模型。 阮蓁蓁(2009)[20],吴光芸、李培(2014)用多源流分析了中国食品免检制度的终结过程及策略[21];刘伟伟(2015)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为例,构建出了政策终结的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[22]。(5)理论的未来发展。李文钊(2018)[23]认为,多源流框架在未来是否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,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理论通过适应性调整,主动与一些成熟的理论进行对话,进而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,为共同研究和知识积累创造条件。
  
  5a单号网:国内研究著述颇丰且价值斐然,在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引入和本土化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 进展。 但客观地看,主要集中于分析受“偶然性”突发事件的影响而出台的公共政策议程设定过程,对“渐进性”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分析尚显不够,本土化应用仍需加强。 鉴于此,本文在源流独立性、新源流的发现以及与现有理论对话的基础上,通过案例分析,尝试构建起一个多源流扩展模型。 案例的选择即为快递包装新国标的出台。 原因在于,新国标的出台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渐进性制度化尝试,但学术界对于绿色发展理念是如何引导政策出台、如何将理念转换为政策实践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。 目前,我国正处于绿色发展成长期,密集的绿色文件出台、全国范围内的绿色试点项目,探索绿色发展的制度性建设正渐趋完善[24]。 作为我国快递业绿色包装行动制度化发展的转折点,新国标的出台既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,又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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